#16 中国民众失去信心，不再对习近平的“中国梦”买账
Chinese translation of "Xi's China Dream Proves Hard Sell"
原文链接：https://asiasociety.org/policy-institute/xis-china-dream-proves-hard-sell
文章作者：Lynette H. Ong
文章链接： http://www.sanxiatansuo.com/index.html?index=view&vid=10993
译者：Xuefei Zhang
————————————————————————————————————
Greg Baker/AFP via Getty Images
核心发现
在过去两年间，更多的证据表明，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对习近平的“中国梦”不再买账，更多人选择去海外寻求光明的未来。
在习近平执政期间，中国的海外移民或寻求政治庇护数量激增，同时私人资本外流的规模也不断增大。
民间对经济衰退时期机会匮乏的担忧不断加剧、政治的自由表达被无限收紧、党更强硬的压制手段、对党信任度的逐渐下降以及对未来的悲观态度，都导致了人力和资本的大量外流。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为国家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并且改变其轨迹的可能性渺茫，因此选择“用脚投票”[1]。
十年前，当习近平首次接任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时，他试图通过宣传“中国梦”这一愿景来鼓舞民众。在这个梦里，描绘了一幅中国重返历史上“世界最强国”地位的宏伟蓝图。然而，直到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对此不再买账。自2022年底严酷的“清零政策”结束以来，选择离开中国的人数迅速攀升，并且通过合法或非法手段外流的私人资本规模也大幅增加。与此同时，一种新的社会流行语——“润学”（代指逃离中国）悄然兴起，成为在全国范围内广泛热议的话题。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统计，2023年申请海外政治庇护的中国公民人数激增至12万，是胡锦涛执政时期的12倍以上。同年，美国边境巡逻队在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和得克萨斯州登记的中国公民非法入境数量是24,314名。而仅在2024年的前七个月里，这一数字飙升至了35,399人。这些非法移民通常采取“徒步方式”（该方式被称作“走线“），先利用免签政策（该政策最近已被取消）进入厄瓜多尔，然后穿越多国，沿途经过包括地势险峻的达连地峡在内的复杂路线，最终通过墨西哥进入美国。这种选择通过“走线”非法移民的人数与胡锦涛时代每年仅约1,500人非法入境的数量相比，增长的数量相当惊人。
同时，也有研究表明，自新冠疫情以来，中国通过合法和非法渠道流出的私人资本规模也有明显的增加，并在2022年第三季度达到7380亿美元的惊人数量。尽管中国对资本外流实行了严格的管控，但大量资金仍流向了新加坡、温哥华和伦敦等地的豪宅市场。其中部分资金外流得到了中国一些地下银行的协助，甚至通过与控制了大量现金的美国犯罪组织合作完成相关交易。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的人才和资本流失？这对习近平的政权而言又意味着什么？一般而言，像在伊朗和俄罗斯这样的威权国家里，其公民对政府保护个人安全和私人财产的能力缺乏信任。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末实施经济改革以来，因为经济的发展，中国曾是一个例外。但现在，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
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尽管收入不平等的问题在不断加剧，许多中国公民还是享受到了中国经济日益增长的繁荣。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转型让他们获得了上一代人难以想象的个人自由和发展经济的机会。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地方官员在规避规则的游戏中充当了帮凶；因此，即使缺乏对私人财产权的保护，私人企业也得以蓬勃发展。邓小平提出的“致富光荣”口号消除了对私人财富积累的污名。中共官员们被激励将GDP增长视为工作的首要任务，党政官员和政府公务员们不仅在职业发展中受益，甚至在个人层面也因繁荣而得益。尽管腐败猖獗，社会财富分配也不均衡，但无论是农村移民、城市中产阶级，还是特权精英，都能分到一块经济增长的蛋糕。
在习近平上台之前，尽管中国公民无法享受到政治自由，但这个政治体制至少允许他们表达在经济上的不满，尽管这些问题不一定总是能够得到妥善解决。一些关于生计问题的抗议，如拖欠工资、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以及业主的投诉在当时很常见，只要抗议规模较小且在地域上分散，基本上会被容忍。在习近平加强网络审查之前，网民还能在防火墙内的有限空间内享有一定的言论自由，表达对各种社会问题的看法。
但是自从习近平在2013年上台以来，尤其是新冠疫情爆发之后，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如我在2022年出版的《外包镇压》一书的结论部分所论述的那样，自毛泽东时代以来，中国政府通常利用非隶属于国家机构的人（如值得信赖的地方社区和居委会的工作人员）来执行政策合规，并动员民众为国家目标服务。然而，在习近平统治下，这种间接的压制方式逐渐被直接的暴力强制手段所取代。在过去的十年间，中国的民间公民社会组织遭受到了大规模的镇压；大量的民间活动人士被拘捕；不仅在香港、新疆地区，甚至在整个中国社会范围内的安全管控措施都被全面收紧。因此，曾依赖外包执行的日常压制逐渐被各种形式的反抗所取代。
这种对抗在为期两年的“清零政策”封控以及在其之后的时间里得到了充分体现。正如我在2023年1月发表在《外交事务》文章中所写的，尽管严格，但由社区领导和居委会执行的封控政策在最初18个月内获得了广泛的社会接受。但当病毒变异为传播性极强的德尔塔毒株后，基层社区难以继续为居民提供日常必需品，导致包括上海等大城市在內的全国各地都出现粮食短缺的现象。2022年夏天，一些人开始在网上表达愤怒，反抗情绪蔓延至因封控导致收入受损的零售业主们。因乌鲁木齐火灾事件的死亡人数更进一步点燃了在精英高校中和各主要城市里市民们的“白纸运动”抗议。这些抗议活动，加上封控措施对政府收入的大幅影响，迅速导致“清零政策”的突然结束。
疫情后，经济衰退和政治空间的缩小导致社会契约发生变化。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与民众之间的隐性契约要求民众在经济繁荣的条件下接受政治上的妥协，并容忍收入不平等。只要家庭收入持续增长，民众对政治权利的需求有限，且对不平等的容忍度也会较高。然而，一旦当收入增长停滞时，人们开始质疑这个体制，尤其是质疑为何某些社会群体能够占据更大的资源份额。在一个表达不满可能招致风险的体制下，那些有能力的人选择“用脚投票”。而在疫情后，那些没有能力离开这个国家的人则选择“躺平”。一些城市居民辞去高压的工作，搬到了乡村去生活；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则寻求政府的“铁饭碗”，以追求稳定的工作。
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对未来感到悲观。当前的经济衰退似乎并非周期性的，要想改变中国经济的发展轨迹需要进行更深层次的制度改革，以更好地分配社会资源并奖励那些努力劳动的人。许多中国人在2018年取消对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的决定后，感到国家正在朝向错误的方向发展。而更糟糕的是，长期的清零封控政策，以及该政策戛然而止后造成了大量并且本可避免的死亡事件，这让许多人相信中共已无法保障他们的生命和私有财产。因此，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放弃追随这个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选择逃离这个国家 。
[1] “用脚投票”，是指资本、人才、技术流向能够提供更加优越的公共服务的行政区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政策壁垒的消失，“用脚投票”挑选的是那些能够满足自身需求的环境，这会影响着政府的绩效，尤其是经济绩效。